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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策略,别样结果 -----律师把握案情的小窍门

发布时间:2017-05-03 09:07     作者:admin         点击数:

不同策略   别样结果
-----律师把握案情的小窍门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杨明律师
 
诉讼律师根据当事人的委托在处理一件法律纠纷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案件的性质做出分析判断,然后根据选择的案由即法律纠纷的类型,明确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并决定当事人的基本诉求或答辩对策。可以说,准确把握案件的性质不仅事关案件的走势,更是整个案件的成败的基石。特别是在案件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准确界定各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从中选择出适合委托人的诉求和对策,对于诉讼成败更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试从三个案例入手,对律师把握案件定性和选择案由的基本策略做些初步探讨。
一、整体有利性策略。在多种法律关系并存的案件中,应按照整体上有利于委托人的原则,选择其中的一种法律关系作为案由。古人云:“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这里的“势”与“子”,所指的正是全局和局部,整体和部分。律师确定诉讼策略要着眼于案件的整体与全局,案由的选择应当保证委托人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即“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这是确认案件定性和选择案由的首要原则。
【案例】王某于2003年6月进城务工,在天星饭店担任勤杂工。同年8月王某骑三轮车为饭店运菜,在途经一城市道路的十字路口时与张某驾驶的农用车相撞,王某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对事故现场勘查认定,王某因不按交通标志行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负次要责任。王某的妻子找到本所,欲委托笔者对张某提起诉讼。
【案件定性分析】笔者首先对案件性质进行了分析。该案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其一是王某与天星饭店基于雇佣关系所产生的雇员受害赔偿关系,其二是王某与张某之间基于道路交通事故而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笔者认为,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选择雇员受害赔偿对原告更为有利,原因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可见,雇员受害赔偿适用雇主无过错归责原理。且当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受害人既可以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也可以主张雇员受害赔偿。其次,在交通事故中,由于认定王某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在这一法律关系框架下,张某承担的赔偿责任不会超过王某全部损失的十分之四。因此,即使将保险公司一并列为被告,原告所能获得的赔偿也是非常有限的。再次,从实际赔偿能力上分析,作为法人的天星饭店也要比作为个人的张某赔偿能力更强。
【诉讼策略选择】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原告放弃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选择,改为以雇员受害赔偿纠纷起诉雇主天星饭店。本案经法院审理,最终判令天星饭店赔偿王某的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共计17.9万元,原告的主张基本上得到了全额支持,而且由于被告实力较强,判决生效后,本案的执行也较为顺利。案件的处理结果印证了笔者按照整体有利性策略所选择的案由是完全正确的。而如果当初选择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原告的主张显然是不可能得到充分支持的。
 
二、全面灵活性策略。由于案件性质的选择权只有在律师作为原告代理人的情况下,才能自主行使。而在律师代理被告的情况下,则对案件性质的把握上需要采取全面灵活性的策略。即律师应在对案件涉及的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事先做出相应的应对预案,然后迫使原告对案件的定性和诉求做出选择,并根据原告选择的案由运用预案,做到灵活应对。采取这种策略的关键在于对各种法律关系的把握必须全面,只有做到成竹在胸,方能处变不惊,应对从容。
【案例】腾华商场于2001年6月竣工,由开发商划分为500个具有独立产权的商铺对外出售。开发商先后共销售商铺300余个,剩余商铺自行持有。2001年12月开发商委托腾华公司负责对商场的日常经营和对外宣传进行管理。商场的物业管理则由某物业公司负责。蒋某购买了商场第二层的06号商铺并出租给他人经营。2006年9月蒋某以商场各层滚梯前设立的展示柜台未取得其同意,且影响了其经营为由,将腾华公司和物业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而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排除妨碍,立即撤销在商场公用部位设立的柜台,并赔偿损失1万元。两被告委托本律师代理诉讼。
【案件定性分析】本案因三种法律关系的同时并存而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案由。第一种法律关系是一般侵权关系。原告蒋某作为商场二层的06号商铺的产权人,除了对06号商铺享有所有权外,还对该商铺所分摊的公摊面积享有持份权,即按份共有权,腾华公司在商场公共部位设立柜台的行为,应当取得包括蒋某在内的产权所有人的同意,否则对产权所有人构成侵权。基于此种法律关系的案由可以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第二种法律关系是侵犯相邻权关系。原告蒋某作为06号商铺的产权人,有权要求相邻的不动产所有人给予其行使权利必要的便利。蒋某可以认为展示柜台的设立影响了其商铺的客流量和正常经营,从而要求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基于此种法律关系的案由可以确定为相邻损害防免关系。
第三种法律关系是物业服务合同关系。蒋某在购买商铺时已经签署了前期物业管理公约,其和物业公司之间建立了物业服务的合同关系。因此,蒋某可以认为物业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前期物业管理公约的约定,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基于此种法律关系的案由可以确定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诉讼策略选择】笔者在审查委托人提交的诉讼材料时发行,虽然本案涉及上述法律关系,但原告并没有在起诉状中确定具体的案由。笔者还注意到在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案由一栏中,有一个已经写明但又被法院划去的 “相邻纠纷”的字样,这说明法院对于原告起诉的案由目前也是处在未确定状态,甚至心存疑惑的。笔者由此预测对于原告到底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起诉这一问题,即使被告不问,法院也肯定会在法庭审理中予以释明,并要求原告选择的。
为此,笔者针对上述三种法律关系分别准备了相应的预案,确立了灵活应变的基本策略。总的思路是,在原告选择侵权之诉时,笔者将重点从实体上进行答辩,而在其选择违约之诉时,笔者将重点从程序上进行答辩。
庭审中,笔者代理被告主动请求法庭,要求原告阐明其诉讼请求究竟是基于违约还是基于侵权而提出。法庭释明后,原告表示是违约之诉。原告的选择不仅完全在律师的预测之中,而且可以说是对被告最为有利的选择,正中笔者下怀。于是,笔者立即根据预案着重从程序上进行了如下两点答辩:首先,从公用部位所有权归属于全体业主而不是单个业主,原告作为单个业主不能主张公共权利,故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其次,被告腾华公司不是物业管理公约的签约主体,与原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为由,也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由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中已明确规定,“物业管理企业违约或违规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营利,损害业主公共权益的,业主委员会可以要求物业管理企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返还收益。”“业主委员会没有成立的,应由全体业主行使诉讼权利”。因此,笔者从程序上提出的第一点答辩意见,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原告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的裁定。本案的结果也完全超过了被告的预期,被告对此非常满意。纵观本案,可以说,如果没有原告方对案由的错误选择,如果笔者没有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面完整地把握,如果笔者没有采取针对各种法律关系的灵活应对策略,本案要想胜诉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三、焦点突出性策略。社会实践是丰富多样的,法律本身的原则性和滞后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对随时出现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做出具体而详尽的规定。这就要求诉讼律师在确定案件的基本性质时,对于涉及法无明文规定的、法律关系中的主要争议点,应做好充分的法理准备。在此基础上,为了运用法理阐释己方观点,要通过对案件定性的分析,突出争议的焦点,并紧紧围绕该焦点,通过对法律概念论证、辨析、阐释的方法,取得法院对已方观点的支持。
【案例】李先生2001年10月5日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开发商)签订了一份《商品房认购书》,双方约定:李先生交纳定金3万元,预定A座401商品房一套,总价款76万元。开发商为李先生预留该套商品房房号直到10月20日。在此期间内,李先生应当到售楼处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首批购房款15万2千元,否则开发商有权没收李已交付的定金并另行销售该套商品房。当日交纳了定金后,李先生于2001年10月15日携带首付款及有关资料前往售楼处签约。然而,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过程中,李先生对于开发商提出的补充协议,有7条不能接受,要求删去。开发商对于李提出的5条补充协议条款也不予认可。当日合同未能签订。后经多次协商,双方争执不下,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买卖合同无法签订。2001年10月23日开发商通过其售楼律师给李发送了律师函,指出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通知没收其已经交付的3万元定金。李则认为是开发商违约,找到本律师欲将开发商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双倍返还定金。
【案件定性分析】本案表面上看好像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实际上是定金合同纠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认购合同中定金性质的认定和定金罚则的适用上。
而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购房定金的性质和适用罚则做出明确界定。实践中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购房人不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就违反了认购书的约定,开发商就可以没收定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购房人按期前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人即履行了认购书中的签订本约的义务,如果开发商不同意购房人提出的签约条件,导致合同无法签订,则开发商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笔者分析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按照第一种观点,开发商可以随意提出各种有利于自己的补充协议,只要购房人不能接受,开发商就可堂而皇之地没收定金,这也正是实践中开发商动辄没收购房人定金的主要原因。按照第二种观点,则会出现只要购房人前去售楼处签约,即使购房人漫天要价,开发商也必须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否则就必须双倍返还定金。这同样有违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合同法基本原则。
【诉讼策略选择】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李先生放弃双倍返还的诉求,采取低调务实的态度要求返还3万元定金的本金,以取得法官的理解和认同。同时,笔者突出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并进行了精心的法理准备,将诉讼的重点放在论证购房定金的性质和罚则的适用上。
笔者提出,商品房认购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当于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的关系,即预约合同是为签订本约合同而订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购房定金属于立约定金,它是为保证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交付的定金。据此,购房定金罚则的适用应当按照购房定金的性质并根据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进行解释。
笔者认为,如果因为合同一方无故不履行在认购书中约定的时间内到约定的地点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义务,或一方擅自改变在认购书中双方已经确认同意的条款,比如房屋的基本状况、价款等而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法签订的,则系因当事人一方原因造成本约无法签订,应对该方适用定金罚则。如果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签订是因为不可抗力,或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势的变化,或双方就认购书中没有提及的签约细节和其它条款,进行协商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所造成,则系非因一方原因,而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造成本约的无法签订,双方对此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开发商应将定金原额返还,而不应适用定金罚则。
笔者的论证最终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判令开发商返还李先生定金款3万元。而该案结案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2003年6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上述规定再次印证了笔者当初对购房定金这一焦点法律概念的阐释是完全正确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确立正确的诉讼策略,不仅需要诉讼律师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合理的知识结构、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审慎的工作态度,更需要其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所谓“兵无常式,水无常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诉讼策略是否正确,倒不如诉讼策略是否具有针对性,如同想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出奇制胜一样,只有针对性的诉讼策略,才能有效避免纸上谈兵,在激烈的对抗中克敌制胜,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本文原载于《中国律师》)
 
杨明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系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联合培养导师,自1992年起先后从事检察官和律师工作,现为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部主任,被境内外多家公司聘为独立董事。杨明律师出版专著三部,发表法学论文110余篇,办理了大量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案件,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房地产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各大媒体专访。多次立功受奖,2005年6月被《法制早报》评为“中国律师风云榜”上榜律师,曾荣立个人三等功,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律师党员、北京市海淀区优秀专业律师、北京市十佳房地产律师等。
杨明律师长于房地产与建设工程、PPP、并购、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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